一位“西医”眼中的中西医

黄帝有道 2020-09-20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一位比较理性的“西医”，文中较为客观地论述他对于中西医历史和现状的观点，原载刊物的读者对象以西医为主。转载这篇文章，不是为了提倡所谓的“中西医结合”，而是其中对于医学不宜“排他性”的呼吁，值得深思。医学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若他穿越到现代，想必也不会完全排他。我对作者不太了解，仅从各方资料判断他在临床上是“中为西用”的医生。那作为中医人，为何不能“西为中用”或者“衷中参西”呢？当然，前提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否则可能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作者简介：吕鹏威，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乳腺科主治医师，博士研究生，毕业于郑州大学医学院（原河南医科大学）。中国抗癌协会会员，CSCO会员，河南肿瘤微创介入治疗委员会青年委员。六代中医世家，擅长乳腺增生及乳腺癌综合治疗期间的中医辅助治疗。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获得市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第一作者），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2项。

漫谈中西医—《当代医生》采访吕鹏威医生

　　关于中医和西医的问题，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中医，另一个是@××晨。@×××中医的言论是：“西医治疗癌症是超级大屠杀”，宣称自己有根治糖尿病的独家秘方等等。@××晨的观点是：“中药没有可靠的、为学术界认可的证据”。

　　我给前者的定位是“以中医为名的江湖骗子”，因为任何一部中医经典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能根治糖尿病。

　　对于后者，我给其定位只能是“偏执的西医”。因为很不幸，很多反对中医的医生在医院还时不时的用着中成药，尽管从来说不明白自己的理由。

　　在过去的150 年，西方医学成为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医学，正如资本主义移民或殖民活动一样，西方的医学同其科技、哲学、宗教和文化一道，改变了这些地区的现状。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它的功效明显，在于它的进步取决于观察、试验、新事实的收集，现在我们叫循证医学。

中西医理论同源

　　然而，西方医学的根源似乎十分相似于中国、印度、日本医学。早期的西方医学，如著名的希腊医学，尤其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宣扬的是一种整体医学，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非常重视保持健康，认为健康取决于生活方式、心理情绪、饮食环境等，关注的是病人而不是疾病，强调的是个体健康的特殊性。《希波克拉底文集》汇集了公元前420 年至公元前370 年间许多学者的文章，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也恰是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无疑，这些西方医学原始启蒙者和中国的《黄帝内经》有着许多不谋而合之处。

　　在中医学原封不动地保存并发展着自己的古老传统、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时，西方医学在文艺复兴之后，盖伦和其他希腊、罗马医学家的著作却被逐渐抛弃，人们认为真理不在过去，不在书本上。天才的艺术家、画家莱奥纳多. 达芬奇的700余幅解剖手稿成为医学革新的标志，尽管当时的创作困难重重。1537 年教皇克莱门特七世最终允许将尸体解剖运用于医学教学，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明朝，明世宗皇帝还在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甚至招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中医学的系统解剖几乎是不可能的。在中国古代，中医和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像中医和哲学、文化一样。道家是无法为秦皇汉武明世宗炼出来长生不老的仙丹的，但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药的发展。

　　相对了西方现代医学对于过去的摈弃，中国医学是始终把老祖宗视为精神支柱的。2000 多年过去了，阴阳五行的理论仍是中医基础的基础，而且后来的中医理论在创新的同时，无不赞叹着《黄帝内经》的高明。但是中国地大物博，中药的发展速度似乎快于中医理论，《诗经》中记载了100 余种中药，《神农本草经》已经认识了365 种，明世宗之后的《本草纲目》记载达到了1892 种。建国后1999 年编著的《中华本草》竟然达到了惊人的8980种药材。药物种类见于各种动植物、矿物。老祖先说药食同源，如中国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其中提到247种药物中兽类23 种，谷类15 种，菜类10种等。

　　说起天然植物药，西方的药物也是从草药和食物开始的，传说基戎和他的著名学生阿斯克勒庇奥斯（Asklepios, 西医以蛇为标志来源于他的传说）都是精通药用植物的医生，苏格拉底饮下的毒酒是用毒芹制成，罗盘草在古希腊被称为万灵药，希波克拉底也曾把蜂蜜、乳香、葡萄酒做为药方。中世纪后的奥托布伦菲尔斯在16世纪出版的拉丁文著作《长命草药》则记载了西方的数百种植物药。西方的人们认识了山马茶、黑范蒿子草、茴香、蝰蛇、鸭血、洋地黄、罂粟等等药材，到19 世纪甚至从曼德拉草中分离出颠茄碱，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从而扩大了草药的使用范围。

　　相比来说，中药的现代化就进展很缓慢，尽管建国后也从很多中药中提取出了生物碱、各种皂苷等成分，但大部分有效成分不明的中药还是为反中医者所诟病。加上对阴阳五行理论的不解，中医药从理论到方药都受到了偏执的西医们的攻击。

两次大的反中医的浪潮

　　100 年来，反中医的浪潮规模较大的有这么几次。第一次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梁启超先生直言“阴阳五行学说为两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但被西医误割右肾的梁启超，不肯追究西医院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中医老友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也难怪，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德先生与赛先生深入人心，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被认为属于旧学的阵线，被反对也就理所应当了。甚至于国民党政府在１９２９年曾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的方针，废中医第一次进入“国家行为”。

　　鲁迅先生也提到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这使得一些中医支持者非常尴尬。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的父亲在患水肿后被当时绍兴的中医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治死（《朝花夕拾•父亲的病》），痛恨中医而产生的“偏激”看法。后来鲁迅也坦诚地说：“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夹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坟 " 从胡须说到牙齿》)。由此看来，鲁迅并不是在反对中医，而是批判庸医，批判“以中医为名的江湖骗子”。不过这也影响了他于日本学习现代医学的决定。不过遗憾的是，最终当时的西医并没有治好鲁迅先生的肺痨。

　　第二次反中医的潮流在建国初期。当时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甚至当时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偏执的西医”支持的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另一个极端是在中医界内部，个别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成为“以中医为名的江湖骗子”。

毛泽东辩证的看法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其实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也是比较符合辩证法哲学道理的一个看法。

21 世纪，再一次掀起中医存废之争

　　在21 世纪初，随着出版业和网络的发展，国内再次掀起了中医存废之争。大量思考中医和批评中医的著作出版，以方舟子、何祚庥为代表的反中医者以科学打假的旗号，旗帜鲜明的反对中医。“中医理论体系不是科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方法、理论、体系格格不入，应该从总体上加以否定。”但方先生也同时看到了中药、针灸的作用，认为“值得挖掘”。但何祚庥院士似乎更直接，“中医理论的核心是伪科学”，甚至出言：“中国传统文化有90% 是糟粕。”究其原因，他自己也说，自己的父亲曾经在就诊中医后死亡，和鲁迅先生如出一辙。

反对西医的呼喊也存在没有停止

　　100 年来，反中医的呼声一波又一波，反西医的呐喊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现实是，西医存在的问题确实也不少。在反西医者名单中，西医医生也常有见到。美国医学会的曼戴尔松博士（Robert Mendelsohn MD）就是其中的一员，上世纪80 年代，他出版了一本书叫《一个医学叛逆者的自白》。这本书再版过无数次，拥有无数读者。他把对抗疗法医学（专指化疗、手术等直接对抗疾病的治疗）斥之为：“很不科学，不过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迷信”。“大药厂规定什么病开什么药，医学博士的医生们如敢违背，立刻解职、处罚，永世不得翻身。比药厂的直接推销员还低一个等次。他们至高无上的法宝是化学药物！”大药厂有足够的实力让医学教授们在疾病的临床指南上写上自己的药品名字。

　　抗生素的滥用引起的病原微生物的抗药性；放射线、化疗药物引起的第二原发肿瘤；类似“反应停”事件的药品不良反应；不断上涨的器械检查和药品费用；器官移植、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生物学伦理问题；以及以科学至上的名义产生的科学沙文主义。科学下的种种弊端让反西医人士也抓住了把柄。有一种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药物叫阿瓦斯汀（Bevacizumab，Avastin），在“科学”的临床试验后，FDA 批准了其用于乳腺癌，但在短短的数年后，另一些“科学”的临床试验又得出相反的结论。FDA 不得不取消了其在乳腺癌中的适应症。所以科学的试验也是有局限性的，双盲、随机、抽样、科学统计等等现代研究的方法也需要更长时间的检验。

中西需要互补中求得发展

　　人体是最为复杂和繁琐的系统，从古至今任何对于人体的认识包括中医、西医都是不全面的，任何一种医学都不应该有严格的排他性，如果带有排他性就意味着这种认识的局限与封闭。在这个文化交融的国度，普通人可以“以儒教调整人与社会，以道教调整人与自然，以佛教调整人与自我”。我们医生为什么就不能辨证的看待不同的医学呢。现代医学给予我们科学的试验方法、规范的诊疗程序、先进的诊治工具，也许现代医学研究中遇到的瓶颈可以从传统医学中获得解决问题的不同思路。

本文刊登于《当代医生》杂志